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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协副主席张抗抗:稿酬个税起征点应升至3500元

  张抗抗 稿酬个税起征点应升至3500元

张抗抗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张抗抗谈实体书店时表示,逛书店是种文化行为,和手机看文章感觉完全不同。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摄张抗抗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张抗抗谈实体书店时表示,逛书店是种文化行为,和手机看文章感觉完全不同。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摄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关注的话题包括提高稿酬个税起征点、民营实体书店生存之困等。对于一些问题,张抗抗曾多次提交提案。她对记者表示,十五年来,提出的问题有部分得到解决。“对于那些自己认定有价值的提案,必须保持”。

  ★新闻内存

  稿酬拟实行按年汇总纳税

  工资薪金、稿酬等劳动所得个税征收调整,一直备受关注。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曾多年关注作家稿酬等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。她以为,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一再调整,而同样作为劳动收入的稿酬征税方式却未变化,下降了以稿酬为主要收入的作家收入程度。

  3月7日,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办的记者会上,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现,个税改革根本斟酌将部分收入项目,好比工资薪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等,实施按年汇总征税。

  声音

  作家不同于一般劳动者,不能以年、月、日简略盘算劳动周期。一些作家历时几年完成作品,取得的收入是若干年劳动的结晶。有的作家作品完成后一次性获得了较多收入,但分摊到完成作品的期限内,均匀收入并不高。目前的划定没有考虑到作家收入的这些特色,稿酬收入按次纳税,税负较重。 ——张抗抗

  谈稿酬

  建议将800元标准提高至3500元以上

  新京报:你今年上会的提案是什么?

  张抗抗:我今年提交的依然是关于我国稿酬个人所得征税政策改革的建议。此前三年持续提了这方面建议,这是第四次提出。

  自1980年起履行稿酬所得费用扣除800元与20%的规定,至今已近37年。这些年里,工资、薪金收入纳税起征点上调了两次至3500元。我担负中国作家协会权利保障委员会副主任,懂得一些情况,曾屡次倡议国家财税部门以财税改革为契机,充足考虑作家创作与取得收入的特点,对稿酬个人所得征税政策进行改革。

  新京报:作家这个行业拥有特殊性?

  张抗抗:是的,现有规定没有考虑作家稿酬收入的周期性和波动性。作家不同于普通劳动者,不能以年、月、日简单计算劳动周期。一些作家历时几年完成作品,取得的收入是若干年劳动的结晶。有的作家几年没收入,作品完成后一次性取得较多收入,但分摊到完成作品的期限内,则平均收入并不高。目前的规定没有考虑这些特点,稿酬收入按次纳税,因而税负较重。

  新京报:你的提议是什么?

  张抗抗:首先,必须科学计算并设计稿酬纳税费用扣除项目与标准,在可能的情况下设置一个较高的扣除比例。建议将现有800元的标准进步至3500元以上。另外,考虑作家的创作特点,将其作为特殊行业,允许稿酬所得在几个年度内平均后,再计算应纳税数额。

  谈编剧

  编剧应该和导演一样受尊敬

  新京报:近期,一些编剧呐喊正视影视圈乱象。你怎么看编剧位置?

  张抗抗:这个现象本末颠倒已经好多年了。观众看电影连编剧是谁都不知道,一部电影放映时,似乎和编剧不要紧。编剧是一剧之本,对编剧劳动不尊重,实际是对文化不尊重。这样的现状是注重好处而疏忽文化的成果,编剧应该和导演一样受到尊重。

  从前是编剧被导演所支配,现在变成导演被投资人所掌握。一些影视剧剧情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。编剧很难体现自己的意愿和创作个性。此外,电视剧编剧还会遇到被抄袭的情况。

  新京报:对于抄袭行为,你怎么看?

  张抗抗:有良心的创作者,当然反对这种行为。但也要看到这种现象当面的原因:电视剧产出数量太大,生产周期太短,发生了鱼龙混杂的局势。现在电视剧越拍越长,编剧写剧本时大批“兑水”或七拼八凑。我认为,文艺工作者需要自律。

  新京报:被抄袭怎样维权?

  张抗抗:维权非常难。去年曾有十几位作家因自己作品被抄袭被迫结合发声诉求法律。这些呼吁和抗议多少能起到一些遏制作用。但维权本钱很高,而对于抄袭者的处罚力度不够。实在,全社会对抄袭行为的舆论道德谴责,也许比罚款约束力更有效。

  谈文艺片

  文艺片“不见天日”观众审美趣味需晋升

  新京报:去年产生了文艺片排不上档期的事件,你怎么看?

  张抗抗:近年来,国产文艺片越来越亲近国际水准,这些影片的人文情怀、审美意识和艺术水准,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素质,有极大作用。但是中国电影业目前却涌现了这样的怪现象:贸易片当道,娱乐片称霸。电影院成为倏地“货币回笼”的机器,赚钱的工具。

  文艺片基本排不上。去年“百鸟朝凤”事件就是代表性事件。很多优秀文艺片到电影院“一日游”就再也没有排片机遇了。

  新京报:你认为原因在哪里?

  张抗抗:原因许多。近年银幕数目增加非常快,政府在投入文化场馆建设包含影院建设同时,也激励社会资本投资树立电影院。有一些公司一边投资拍电影,一边建影院,形成“产供销”一条龙,自己拍的电影在本人建的影院放映,何愁没有观众和票房?大多数影院逐利为上,哪个电影票房高,就排哪部电影。

  事实上,观众去电影院遇上那些全天候重复放映的娱乐片,简直没有别的选择。文艺片大多数情况下“不见天日”,都没有让观众检修的机会。而且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急需提升。种种原因交织纠缠,长此以往文艺电影越来越萎缩退化,导演拍文艺片得不到投资,拿不到好剧本,造成低俗娱乐片大行其道,中国观众的审美口味和才能,就这样被损坏了。

  谈实体书店

  逛书店是一种“文化行为”

  新京报:你曾经一直为实体书店呼吁。数据显示,2002年到2012年,全国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,总数达1万多家。现在情况怎么样?

  张抗抗:那是实体书店生存最艰苦的一个时段,近两年书店免除营业税后,情形有了一点改良。实体书店不断倒闭引起全社会关注,各界为此呼吁。后来国家进行财税改革,减轻了很多小企业累赘。2014年左右,很多新书店又重新开业了。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保障实体书店发展,比方新城区计划里必需有书店,边远地域尽可能建书店。

  新京报:中国人读书数量在全世界是比较低的?

  张抗抗:是的,中国尚未建立良好的全民阅读机制,手机微信等媒介的冲击就来了,时间被碎片化,很多人都感到没时间读书。人们对纸质书的阅读习惯,和实体书店的发展息息相关。我认为去书店买书不仅仅是购书这个“目标”,而是一种“文化行为”。逛书店感想其气氛,买书打包,抚摸书页等一系列过程,人是参加其中的。这与用手机翻开链接看一篇文章感到完全不同。我们省略了这样的“文化行为”过程,很遗憾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如何增进全民阅读氛围的形成?

  张抗抗:政府近年推广全民阅读运动以来,硬件设施方面有所改观。这方面深圳市政府做得最胜利。在深圳借阅图书极其便利,图书馆借阅可做到较大的笼罩面,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书吧,保障市民及外来务工职员都享有文化权力。但除了政府实行职责外,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想读书、愿意读书,一个有强烈进取心、不断先进的民族,才干获得文化软实力。读书氛围的形成,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尽力。

 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